日伪炮制花神庙实验区

张继亮

七七事变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了北平，控制了华北地区。为了实现其在中国的殖民统治，他们在拼凑伪政权的同时，还纠集汉奸成立了新民会。新民会的组成人员都是些亲日分子，他们奴颜婢膝地制造卖国理论，欺骗广大人民群众，并且积极协助日伪政权，在北平南部花神庙村（位于今丰台区花乡北部）搞了一个“农村实验区”，企图建立在农村实现其反动统治的模式。

实验区的形成及其反动目的

1937年12月，新民会成立。1938年3月，新民会指导部成立，下设农村实验区办公处，地点就设在花神庙村。《农村实验区工作大纲及章则》就直言不讳地写着：“共匪的根据地在乡村民众中，故必先做到乡村自治自卫，始能制共匪的死命……新民会的剿共工作，置重点于乡村建设……就人民生产及思想两方择定南郊花神庙等四村施以实际建设，造成新民主义之农村，为全国之模范，将来逐渐推广，由村而县而国，则我国膏盲之病庶可箴手。”由此不难看出，日伪在花神庙村建立农村实验区的罪恶目的和反动实质。

按照新民会指导部农村实验区的建设计划，这个实验区的地域范围是：花神庙（包括蒋家街）、纪家庙、张家路口（包括二郎庙、神堂）、于家胡同（包括温家口）等四村（现丰台区花乡北部）。实验区办事处，设置下列职员：正副主任各一人，技术员一人，会计兼庶务一人，调查主任一人，调查员一人，事务员一人，书记二人。在人员的安排上，除选择本地有钱、有势的亲日分子外，还派一些日本人到实验区任职。在花神庙实验区的负责人中，先后任职的日本人有池上刘义、志奇义清、二贡、扳口等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，于1938年7月开始，分期逐项实施其统治、奴化广大人民群众的计划，至1940年12月底全部完成。当花神庙实验区的统治办法在其他地方推广后，他们还不断地进行总结补充，妄图把广大群众变成他们的顺民。

具体的反动措施

（一）建立伪保甲政权，严密统治人民群众。每十户为一甲，十甲为一保，两个保以上为联保。让当时有身份、有势力的人，以及卖身投靠日本甘当汉奸的人为甲长、保长或联保长，借以统治当地人民群众。

除了设保甲之外，在铁路沿线的一些村庄，还成立爱护村，每个村设有村长、班长。爱护村的主要任务是替日军保护铁路。因为花神庙实验区靠近丰台火车站，而丰台又是铁路南北转运的咽喉要道。日军很害怕共产党领导群众扒铁道，影响其兵力、物资的运输。于是，各爱护村每天要按时派人分段看守铁路，夜里还要有人打更。看守人员值日完成后，立刻要到丰台警务处去汇报值班时所看到的各种情况，经准许后才能离去。

（二）设立“宣讲所”，进行奴化教育。从1938年8月开始设立“宣讲所”，每星期一、三、五、日下午6时宣讲，要求实验区内的居民，无论男女老少都要去听讲。还做出若干规定，就是必须老老实实地接受他们的奴化教育，当不抗日的“良民”。他们提出的要求是：听讲人要遵守秩序，不得喧哗争吵；听讲时不得吸烟；不得无故半途外出，倘有事经许可方能离位；如有不明了时，可请求再为解释；听讲后有宣传的义务等。

除在实验区的宣讲所宣讲以外，还规定星期二在于家胡同、花神庙二村，星期四在纪家庙村，星期六在张家路口村，都是下午6时进行巡回宣讲。要求各村的负责人要动员群众去听，强迫人民接受其奴化教育。如果有人不遵守他们的规定，就要受到一定的制裁或惩罚。

在宣讲所里，还设有向区内人民进行奴化教育的阅报处。陈列着各样美化日军的书报杂志和画报，墙上张贴着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宣传画、标语。有时还为实验区的群众放映电影，发放各种宣传材料，还印发俯首日本侵略者、甘当亡国奴的“新民”守则等。

宣讲的内容，发放和张贴的宣传材料、画报，以及放映的电影等，不外是“新民会的使命”、“亲日反共”、“中日联合乃兴邦之道”、“建设新东亚”、“完成圣战”等。同时，还结合形势宣传日军胜利、某地“陷落”，以及各个时期日伪的工作中心和方针；对某个时期同群众切身利益有关的问题，比如为什么要吃混合面儿，它有什么“营养价值”等。此外，凡是日伪的重大活动，如“剿共运动周”、“强化治安运动”、“新国民运动”及“兴亚献机运动”、“慰劳皇军”、“献金”、“储蓄”等活动，也都是宣讲的重要内容，都要大讲而特讲。总之，日本侵略中国，就是中日亲善，中国人要情愿当亡国奴。

（三）强迫青年加入准军事组织──青年训练所。青年训练所设在花神庙村市立小学校的东院。第一期学员是从花神庙、于家胡同、张家路口、纪家庙等四村选定的50人。选择学员的条件是：识字，身体强健，年龄在18岁以上、30岁以下者。从1938年8月1日起，开始入所受训。学员入所的手续是：须取其本村保甲长的保证书，被迫填写志愿书及誓词。每期训练时间为四个月。

《农村实验区青年训练所设置章程》记载：“本所根据新民主主义精神施以精神、学术、技能之训练，以期养成农村建设之中坚分子为宗旨。”训练的内容：“中、日、满提携之必要，日军出动之意义，新民青年团之使命等。”学习的课程有新民丛书、日语、合作大意等，此外还要接受军事训练。在学习期间，组建新民青年团。训练所由实验区的办事处正副主任负责监督，由新民会委任指导员两人负责指导和训练，所有课程由训练所聘请专门人员讲授。

实验区内未正式选入训练所的青壮年，也同样要加以训练。训练内容主要是：立正、稍息、左右转、向后转；齐步走、跑步走、正步走；点名、报数、叫口令、喊口令等队列训练。在规定的时间内，必须提前到达，否则就要受到处罚。训练时，一定要听口令，错了也同样要挨打受罚──打耳光、拳打脚踢、罚站、晚回家等。挨打受罚是常有的事，而且敢怒而不敢言，只有把亡国奴的苦水暂时咽到肚子里。每次训练时，每个人都要拿着一根木棒，手持肩扛当枪用，所以俗称“棍儿兵”。主持训练的人，有时是日本人，有时是中国人，或两类人都在，都是一样的凶狠。他们就从这些训练过的人员中，选择一些组成地方自卫团，与警察配合，负责维护地区“治安”。

（四）成立新民建设辅导委员会。委员会由专人组成，推举一人为主席委员，办公地址设在花神庙西部。1938年8月成立后，就从各村征调民工450人，把原来的小路修成可以通行汽车的路。修成后还要派四名民工负责经常性的维修保养。各村设置村名牌，道口设置指路牌，以方便日伪的汽车行驶，不至于迷路。还强占花神庙边的一块土地修运动场，说是为农民和学生修的操场，实际上是为训练“棍儿兵”所用。他们还以为村民娱乐为名，征调民工整修花神庙村的旧戏楼，实际上是为他们召集民众作反动宣传所用。当时老百姓形容他们的这种做法──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就是不拉人屎。

此外，他们还虚张声势搞什么测绘平面图，整理村容，搞卫生设施等。美其名曰自治，实际上是治人。他们成立的农事试验场，搞示范农田、农产品评会、农业技术研究会，组织信用、消费、产销、运销等合作社和合作联社等，无非是用以控制实验区人民的活动及物资的流向、资金的使用等。

实验区内群众的苦难

花神庙农村实验区建立后，群众受的苦难比一般敌占区更大更深，想跑没处跑，想躲没地躲，全家老小只能在一起受罪。

日军为了防止八路军的袭击，不准爱护村的农民在铁路两侧的100米内种高秆庄稼。房村农民夏良贤，在离铁路200米以外的地方种了8亩老玉米，按说不违犯“规定”，但是爱护村村长为虎作伥，硬说不行，要求把玉米秧连根拔掉。夏良贤一家人本指望这块地的玉米糊口，而且眼看着玉米已经抽穗，快要结实，夏的父亲就乞求说：“这块玉米地离铁路较远，不碍事，可否把天穗儿掐下来，砍掉尖儿，让它矮一点？”村长就是不同意，老人还遭到了一顿拳打脚踢。村长说：“不拔掉玉米秧，就是私通八路军，就得把人扣押起来！”夏良贤的父亲没有办法，只好把玉米秧连根拔掉，才算了事。结果，断绝了一家人全年的口粮。

一天，张家路口任美兰的父亲，在外出回家的路上，被实验区的日本人抓去盘问、搜身，审讯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发现任何疑点，最后只是看到他腰上系着一条红裤腰带，就硬说他不是好人，一定私通八路军。于是，拉他到路旁的农田里，绑在井台打水用的吊杆上，日本人举刀向他腰上一砍，鲜血流淌满地，肚子里的肠子、五脏等随着掉了出来。一个无辜的百姓，就这样被活生生地砍死了。

那时，实验区内的贫苦百姓，经常被派到丰台、南苑或者城里去做工。活儿是又苦又累，还时常挨打受骂。王家胡同雇农刘风林的父亲，已是60岁的老人，还被抓到南苑机场做苦工。干的是拉碾砣子活儿，用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勉强拉动，但日本兵还赶着他跑，慢了就鞭打脚踢，干了不久就被折磨死了。为此，刘的二哥说了一些不满的话，就被说成是坏人，推进了日本人的洋狗圈，被洋狗活活地咬死。刘风林失去了两位亲人，但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仍然不得不再去给日本兵干活──喂洋马，锯木头，吃尽了苦头。有一次，用电锯锯木头时，不小心把油灯弄倒了，引起了火灾，就让日本警备队带走，被打得死去活来，险些丢掉了性命。

有的贫苦农民还被抓去做劳工，装上火车拉到山东、东北或日本国等地，下煤窑，当苦力。就在这个实验区之内，被抓去当劳工的有几十人，能够说得上名字的有房村的田德海、林长荣、林宝树、张厚田、于环、江荣；张家路口的张祥、刘福玉、夏炘裕、李永明、张长海；北大园的李均爱；樊家村的李继贞、李继富等。这些人多数死在外乡，只有个别人历尽千辛万苦跑了回来。如郑王坟的谭永海被抓，坐闷罐车到山东煤矿背煤，吃豆饼吃得净拉稀，有时还被洋狗咬伤。一天，他趁监工不防备时，跑了出来。为了逃命，一口气跑了几十里路，趟着齐腰深的水过河，沿路讨饭走了几百里，才回到了家。南大园的李庭芳，虽然跑回了家，又被抓到警务处，被打得皮开肉绽，遍体鳞伤，屁股上留下了碗口大的伤疤。

实验区内的广大贫苦农民种了点粮食被征走，从粮店买来的是混合面儿，混合面儿里边真正的粮食不多，还有头发茬、麻袋毛、尘灰土等。蒸出窝窝头都是黑的，吃到嘴里又苦又涩，味也难闻，人们吃了经常拉稀。日本人知道了，说是这人得了“霍痢拉”（即霍乱），会很快传染给别人，因此就马上把人拉去烧掉。有些人怕被拉走烧死，跑肚拉稀也不敢说出实情，然而仍逃脱不了冻饿而死。张家路口的康三、王垮儿等，就是这样死去的。有的人为了养家糊口，还曾到丰台东仓库去买马粪，因为马粪里有日本人喂马掉下来的高粱，用水洗出高粱粒烧饭吃，虽然味道不好闻，但它是实实在在的粮食，可以充饥。

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各家各户还要交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，如枪钱、草钱、劈柴钱；房捐、地捐、人头捐；青苗费、兵役费、壮丁费……五花八门，无奇不有。谁要是不给，伪保甲长、巡警就来催逼。再不给就会被送到日本宪兵队去，到了宪兵队就凶多吉少了。北大园李振中的父亲，因为实在缴不起钱，苦苦央求，但怎么说也不行，还是被送到日本宪兵队给电死了。

游击队捣毁实验区

在寒冬腊月生活的人们，最企盼阳光照射的温暖。受苦受难的实验区内的贫苦农民，当听到西管头、六里桥、西局、长辛店等敌伪据点被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拔掉，满载军火的日军列车被截获，日本“东亚大路”专列被颠覆的消息后，每个人都喜出望外，奔走相告。同时，他们又急切地盼望有那么一天，游击队来捣毁实验区花神庙日伪据点，解救这里的人们。

这一天终于盼到了。就在1944年3月，平南抗日根据地县大队长刘启才（西管头村人，该村现属丰台区卢沟桥乡管辖范围内），亲自察看了地形，收集了驻守敌人的情况，同队员们一起分析研究制定了智取袭击方案。在花神庙据点里，有300多名伪军和一个小队的日军，由于局势紧张，日军晚上不敢在这儿住，只叫伪军看守。这个据点的汉奸头子叫林绍得，他仗着有一二百条枪，没有把游击队放在眼里。就在一天深夜，刘启才带领20多个武工队员和几十个民兵，悄悄地包围了花神庙据点，迅速干掉哨兵后，就上了房顶。然后开始喊话：“伪军兄弟们，我们是八路军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赶快投降吧！不然我们要扔手榴弹了！”这时，敌人还听到窗外一片喊口号和报数的声音，吓得不得了，也不知道来了多少八路军。当看到房顶上刨开了洞，伪军害怕被手榴弹炸死，只好乖乖地把枪抛出窗外。企图越墙逃跑的汉奸，被刘启才一枪一个打死几人，剩下的全部投降了。武工队带走了伪军的几个小队长，交给解放区根据地去审判，其余的伪军经过教育全部释放了，同时拉走了189条枪和一些粮食，然后一把火把据点烧个精光。

实验区花神庙敌据点被捣毁，给了日军一个沉重的打击。虽然他们还在进行垂死的挣扎，但已失去往日的威风。农村实验区的活动，也因此而停了下来。亲日分子的嚣张气焰，也很少再看到了。实验区内人们兴高采烈，大家在背后议论着：日伪的统治，看来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啦！贫苦人出头之日就快要到了。人们更加急切地盼望着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赶走全部日本侵略者，让大家过上安定的日子。

选自《北京文史资料精选（丰台卷）》